作为提供一线公共服务的公共部门雇员，乡村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普遍出现公共事务衰败与集体行动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层治理中公共领导力的缺失。而公共服务动机作为公共领导力的基础，从公共服务动机视角出发，探索如何激发中国乡村干部投身乡村公共服务事业与实现公众利益的决心、毅力和热情，如何增强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提升乡村公共领导力水平，改进乡村治理的绩效，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界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深入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此提供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基层乡村干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助于提高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和公共领导力。从包产到户到废除农业税，再到全面放开二胎，我国基层乡村干部与群众的经济社会联系在逐步减弱，干群交集日趋减少。相较于以往，交集的减少使得乡村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对群众利益诉求、村庄公共利益的切身感知越来越弱，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意识去为村庄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以村庄文体活动、环境整治、民主政治参与等公共事务为平台密切干群联系可以增强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第二，重视培育和发挥农村妇女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领导力在转型期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社会精英加速流失，村庄内部领导力供给严重不足。以往的政策和学术层面都将农村妇女简单视为留守群体，而非治理主体，更未将其视为乡村治理中领导力资源的重要来源和储备。然而，我们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均显示男女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在转型期乡村治理中，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在大量的农村妇女中，重视发掘和培育乡村女干部，促进乡村公共领导力的内生与强化。

       第三，重视“熟人社会”文化特征，为乡村干部提供一份具有乡村社会内部竞争力的薪酬，从而增强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我们的研究发现，影响乡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的不是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建立在相对收入水平上的收入认知。为乡村干部提供一份具有乡村社会内部竞争力的薪酬，例如略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就可能较为显著地增强乡村干部的内部公平感，进而产生更高的公共服务动机，也提升其公共领导力。这也可能是缓解乡村干部因感觉回报不公而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资源进行“寻租”的有效举措。

       第四，努力改善乡村干部工作条件，提升工作满意度，进而提高其公共服务动机。工作满意度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正向影响已是政策和学者共识，因此，提升乡村干部的工作满意度对于提高其公共服务动机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方式使得乡村干部长期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随时还要面临来自上级政府部门的诸如精准扶贫、农田水利等各种各样的检查以及问责，再加上福利保障欠缺，一些山区、库区村庄工作条件差，缺乏必要的软硬件设备，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受到极大影响，容易产生懈怠和反感心理。因此，政府部门极其有必要调配财政资源，改善乡村干部工作条件；加强物质关怀和精神关心，提升乡村干部工作满意度，从而提升公共服务动机和公共领导力。

       总之，加强乡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建设，提升乡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进而提升公共领导力，对于转型期加强我国乡村治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未来需要在这个方向上开展更多深入的研究。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副院长、博士研究生。欲知详情请参阅《管理世界》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