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周茜老师清晰界定了公共事物的概念,介绍了公共事物治理的三个经典理论模型——公地悲剧(1968)、集体行动理论(1965)以及自主治理理论(1990)。并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重置了社会经济秩序、改变了组织集体行动逻辑的情况下,公共事物治理研究将面临新的挑战与空间。
理论上,周茜老师详细分析了后疫情时代的公共事物治理的难题,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集体决策—行为约束。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确定性,缺少新冠病毒的关键信息,如何防控新冠疫情缺乏经验知识和科学知识,对公共事物治理理论的行为理论提出了挑战。第二,流动性(扩散性),具有危险性、高传染性的新冠病毒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模式,使得原来高度流动、开放的社会经济秩序被迫中断,这影响了公共事物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过程变量——“互动”。第三,系统性,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治理生态,从而对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带来连带影响。以上风险与挑战,决定了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既需要设计一系列复杂的政策解决方案又涉及到短期内进行大量制度设计和政策生产。
实践上,周茜老师首先在宏观层面比较了中美抗疫实践在国情比较、社群属性、制度规范三方面的差异,指出中国公共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主要有三点:第一,信息公开和共享,一方面降低不确定性,优化主体决策结构,另一方面,参与空间从线下有效转移到线上,扩大管理幅度,降低治理成本。第二,社群能与政府快速达成共识,制定共同方案,并认真执行。第三,创设的制度规范能符合大多数有效治理原则。
接着在微观层面分析了厦门口罩预约、老人与健康码以及方舱医院三个社区治理的案例,指出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以社区为治理基本单元,以公共空间治理为补充,以降低不确定性为前提的模块化设计。第二,以政策学习为前期的适地化设计。第三,技术治理维持参与水平。
最后,周老师对演讲的主要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与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