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传递了很多重要信息，特别是围绕“中国之治”做出了重大论断，我主要从水治理视角谈几个观点。

         过去20年我一直研究水治理，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治国必先治水”，中国体制的形成与治水是密切相关的。早在几千年前，中国这片国土就有对防洪安全的需求。“大禹治水”的故事表明，治水需要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水治理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中国国家政治秩序的形成与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经由“治国必先治水”这样的逻辑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国家体制。

        另一方面“治水即治国”。治水在中国是非常典型的公共事务，治水的逻辑也是治国的逻辑，从治水的角度可以透视中国国家体制的运行规律。从这个角度看，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这一命题，水治理可以提供一个独特视角的观察。

        为什么中国可以取得“中国之治”这样的当代奇迹，正是因为中国具有非常独特的国家体制以及显著的制度优势。

第一，从当代中国治水看“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讲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实际上还伴随着各个领域的治理奇迹，比如减贫奇迹和交通奇迹等，在水治理领域也有治水奇迹。数据表明，过去70年现代中国治水取得了很多方面的成就。就水利工程的建设而言，过去70年中国堤防总长度增长了6.3倍，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45倍，水利发电的容量装机增长了971倍，供水能力增长了5倍，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都实现了高速增长。

        具体来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水利工程建设取得的成就更加显著。在计划经济的30年里，中国的防洪减灾堤防每年增长5.2%，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增率为12.2%，水力发电装机容量是19.1%，大大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现代水治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用全球6%的淡水资源和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约20%的人口。从分指标来看，中国水治理水平进步非常明显。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用水总量仅仅增长了27%，大约从每年4800亿方增长到现在的6000亿方多一点，但经济总量增长了30多倍，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农业用水下降了12%，大约从每年4200亿方下降到现在的3700亿方左右，但是粮食同期却增长了1.2倍，从3亿吨增长到现在的6亿多吨；工业用水总量只增长了1.4倍，但是工业总产出增长了55倍多。

        也就是说，中国以非常少量的水资源增长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奇迹，反映了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很大的提升。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是全世界节水效率提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的用水效率已经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我们最近做的计算发现，中国在人均GDP为1万美元左右的大国之中用水效率是相对较高的，正在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用水效率。日本是全世界最节水的大国，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单位用水量产出的GDP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一半，说明中国的用水管理是很成功的。当代中国的治水奇迹还反映在水环境整治和水生态整治等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

 

第二，治水成就彰显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13个优势，其中有些优势在水治理方面表现突出。

        第一个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中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一大批超级水利工程相继建成，包括世界综合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世界最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小浪底工程；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

        第二个方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解决复杂治理难题的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进一步强化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应对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治理难题。

        例如，黄河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主要原因是其高含沙特性，中游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泥沙不断淤高下游河床，形成了下游的地上悬河。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我曾经根据《黄河志》统计，贞观之治23年，黄河有8个年份决溢；康乾雍盛世134年，黄河有47个年份决溢。这说明，即使中国古代最兴盛的时期，都无法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而回顾新中国70年，黄河岁岁安澜，没有再发生过大堤决溢。

        新世纪的黄河治理，不仅在“堤防不决口”方面创造了奇迹，而且还相继实现了“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河床不抬高”是历史上空前的治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中上游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应，另一方面受益于小浪底工程的调水调沙等巧妙工程运用。黄河治理的创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筹解决复杂治理难题的优势。

        第三个方面，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优势。当代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充分发挥了中国体制的政治动员优势，最大限度广泛动员了人民群众。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能够修建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主要经验是充分发挥了体制的动员优势，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成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第四个方面，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制度化提高水治理水平的优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过去30年间，中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水法规体系，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水行政执法体系，这在用水秩序的形成和用水效率的不断提升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第五个方面，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推动政策不断发展完善的优势。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体现，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之下，可以在“干中学”中不断发展完善。例如，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近三分之二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缺水，解决中国水短缺问题，节水是根本出路。2001年启动国家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十年间试点地区达100个；在此基础上，党十九大又提出实施国家节水行动；过去几年，国家重点行动抓大头、抓重点地区、抓关键环节，提高各领域、各行业用水效率，提升全民节水意识；同时深化机制体制重改革，强调政策推动和市场机制创新。节水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是中国用水效率迅速提升的根本保障。

第三，面向未来要坚定制度自信、走中国特色治水之路。

        中国在应对多重水问题过程中，探索适合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国情特征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水治理体系并展现了高效的治理效能。水治理实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新中国70年的“治水奇迹”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当代中国的治水实践，再次印证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做出的重要判断：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还强调了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提出要“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水新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对长江治理和黄河治理分别发表了重要指示，提出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战略，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战略，为下一步中国治水指明了新方向。

        展望未来，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继续探索用好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水的高效能。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古老的治水文明必将焕发新的青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如期实现。